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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真难、当官真累



文章发布时间:2015/5/26 16: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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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解压“八仙过海”


《凤凰周刊》2012年6期 《凤凰周刊》 李光敏


[内容摘要]:官员的压力,顺着各种明渠暗道,繁衍生长。化解压力的各种个人性和组织性努力,也在有意无意中应运而生。从思想政治教育,到心理培训,再到向社会放权,官员解压之路开始逐步拓宽。

官员的压力,顺着各种明渠暗道,繁衍生长。化解压力的各种个人性和组织性努力,也在有意无意中应运而生。

公务员的另类培训热

毛红在哈尔滨已干了6年公务员,在官场劝酒逼酒风中,毛红一度怀疑自己人格分裂。“自己一次又一次在别人的恶劝中倒下去,又屡屡把别人劝倒,自己痛苦,别人也痛苦,最终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2011119日晚上,毛红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一家艺术学校上了年前培训班的最后一课。这个培训班名字叫“拒酒术”。毛红想拿它在春节里好好实践一番。授课老师修伟良根据酒宴的平时揣摩,向学员们介绍了“坚定立场”、“先声制人”、“强调后果”、“以健康为挡箭牌”、“推托家人反对”、“众里寻一”、“好话说尽”等七大攻略。他发现,自己所在的学员班里,大部分是公务员和企业老总,各占三成。

这个“拒酒术”培训班自20092月起,已经开设了13期,200多位学员,每期10节课,一周上1节。

不过,公务员的“拒酒术”培训,与心理咨询培训热相比,相形还是见绌。

2010314日,是个周六,凌晨五点,毫无征兆地,北京下起了大雪。闫洪丰从床上爬起来,给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占彪打电话:“完蛋了。”中残联直属机关团委书记闫洪丰和他的团队为这天要开场的中央国家机关“名家谈心理”大型系列讲座筹备了近三年。

“又是周末又是雨加雪,就怕场子空了,因为当天很多领导要来。”闫洪丰担心的是,效果不好,会影响接下来的讲座。他甚至挨个给各部委承诺要来的朋友打电话,“我相信我通知到的人来三分之一,这个礼堂就会坐满。”

9点,中科院心理所前所长张侃正式开讲。中科院研究生院800多座席的礼堂座无虚席,走道上也陆续站满了人。之后的11场,也都场场爆满。这一系列以“健康生活、从心开始”的心理学讲座,覆盖了中央国家机关90多个部委、上万人次。近年来,这样的心理学讲座开始进入各部委年终总结会,也进入了党校培训课程。

“以前通常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官员的心理问题,现在转化为干部更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就是培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说。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央国家机关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成立,专门针对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提供免费心理咨询服务。

当时的咨询中心仅一条热线,一个网络及一些最基本的咨询,很长一段时间,中心都处于等待的状态,等人来电话,等人来面询。但效果很不乐观。史占彪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2009年到2010年,每年来咨询的人数,加起来不过五六百人。

闫洪丰是心理学专业出身,还拥有国家心理咨询师的身份。无论出去开会还是去别的部门办事,总会有人想找他聊聊。聊得多了,他发现,大家对心理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两个极端:要么不在乎,要么过分担惊受怕。“大家这方面太欠缺了,一些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受访专家均表示,一些官员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比较抗拒,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把心理问题当成一种病。“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现心理问题,只要你自己能够解决就是一个健康人,你自己解决不好,别人帮助你解决了,这也不是心理异常。真正的心理异常是进入临床层面,比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但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有达到心理异常的状态。”许燕说。

2008年底财政部一次“名家谈经济”的讲座现场,闫洪丰萌生了做“名家谈心理”系列讲座的想法。但由于种种原因,该计划直到2010年才真正得以付诸实施。

领导们最初有些不理解,说心理讲什么啊,有用吗?闫洪丰就一个个去说服,接着找场地,把国家机关的领导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专家们拉到一块儿沟通。“碰的次数比讲的场数多,每个题目都修改了不下十次。”

“名家谈心理”系列讲座共12场,邀请了张侃、杨凤池、李子勋、王登峰、张建新、罗劲、车宏生、乐国安、樊富珉、刘翔平、丛中、张梅玲等12名国内首屈一指的心理学界专家,连续三个月,每个周末一场,场场爆满。在最后的互动环节,现场很多人举手提问,讲座结束后,很多学员还将专家们堵在门口,问个没完,有的甚至希望闫洪丰能帮忙安排他跟专家一起吃饭,借机咨询。现场录制的光盘也很快被抢空。

讲座结束后的半年里,闫洪丰陆续接到了20多个部委的电话,请他帮忙联系请专家去单独做报告。心理培训课程进入一些部委的年终总结会,也成为党校培训必然会有的课程。史占彪介绍,从20117月至今,他已经被20多个部委请去讲课。

北师大心理学院为国家机关干部的自主选学课堂开设了为期5天的心理压力与纾解的系列课程,张厚粲、林崇德、许燕、郑日昌、金盛华等教授授课,受到国家机关领导干部的热烈欢迎,成为评价最高的系列课程。专门研究领导干部心理压力与职业枯竭现象的许燕、刘翔平教授经常被各党校和部委邀请讲课,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每次培训课间,都有人问许燕,能不能给她打电话或者发邮件,但后来都没有。“倾诉与宣泄是平常人纾解压力的有效方法,但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却有一定困难。由于岗位要求,当干部工作中面临困境、无法疏解的时候,他们希望找人倾诉。但是他们不能跟自己熟悉的人说,对生疏的人又缺乏一种信任感。一般来讲,这些干部在官场都是如履薄冰的,如果不小心说错了什么,或者被人发现自己有心理问题,就可能影响他的升迁。”许燕说,“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提高他们自身的压力调适能力非常重要,培训是普及心理学知识与疏导方法的有效途径。”

解压靠算命

在很长一段时期,与干部进行心理沟通,是党委领导及组织部门的阵地。担负着考核和选拔干部任务的组织部门,其开展工作的一项重要看家本领就是与干部谈心。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组织部门都自视为党员干部的“娘家”,对谈心过程中了解到的干部的困难,组织部门都想办法予以解决。如今,这一传统在一些地方被重新重视。江苏省淮安市某县法院院长曾在接受组织谈话后这样说:“我不是要组织上帮助我解决什么问题,只想有机会把心里话向组织上说说,我心里就敞亮多了。”


2011换届之年,有媒体报道,湖北各地组织部集中一个多月时间与干部进行新一轮谈心谈话,有针对性地加强县乡两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报道称,“一些干部或因为不理解群众意愿、组织意图,或因为对上去的人选有个人看法,以至存在抵触情绪,乃至扭曲心理。对此,要通过及时、深入、坦诚的谈心谈话,回答干部的疑问,消除干部的猜疑,帮助干部树立阳光健康的心态。”

但可以想见的是,掌握官员升迁的组织部门,很难成为官员事实上的“贴心人”。“官场上比国际关系还复杂,还势利,怎么敢轻易谈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某市组织部任职的黄华坦言。

在《小康》杂志社“官员心理压力调查”中,针对“如果您遇到自己无法排解的心理压力或心理困扰,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排解”这一问题,绝大部分官员的回答是“找朋友倾诉”,选择“唱歌、健身、旅游等”的人数也较多。

在现实中,这些排解方法也多止于愿望。“领导干部基本上不能随便说工作上的事情。因为工作上能造成压力的事情,确实是不宜对外说的。如果能对外说的,也不是构成压力的事情。”许燕解释。

有心理学者表示,即便不能谈工作,如果能和朋友一起爬爬山,散散步,和家人安静地待着,也能起到舒缓压力的作用。只是官员们往往白天工作结束后,晚上还有应酬,周末休息与否也都还要看领导安排,很难有机会和家人朋友享受半日闲暇。一位基层干部用“5+2”、“白加黑”形容其工作繁忙程度。这种忙碌的状态,没有时间旅游自不必说,很多官员还因无暇顾及家庭,长期生活在对家人的愧疚当中,出现了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许燕说:“健身是最好的宣泄和放松方式,也是缓解慢性压力的良好方法。”然而,一天的忙碌之后,体力往往已经透支。官员们更倾向于选择一些安静的减压方式,比如唱歌、按摩。“但就当前中国的社会环境而言,这些方式很容易走‘黄’了。比如唱歌,旁边都有漂亮姑娘陪着,按摩是年轻姑娘给做,这些都会给一些干部带来额外的麻烦。现在一些医院开设了保健按摩服务,可以保证这些压力舒缓方式的正常化、健康化。”许燕说。

《小康》杂志的调查结果令心理学者们担忧,没有人选择“求助于咨询机构或人员”这种方式来解决自己无法排解的心理困扰。

日趋严重的官员心理问题已经受到中央和各地关注,官员心理健康程度与执政能力的关系,也被公开讨论。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贯穿于各级各部门的思想工作中。中央党校《学习时报》也曾发表文章指出,“提高党员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增进执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必要措施。”

而早在20056月,中组部就发文提出要重视和关心干部的心理健康,并要求“把对干部心理素质的考察了解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对于心理素质的考察方法,“也可以引入一些心理学方法和现代化手段进行必要的测评”。

北师大心理学院承担了这方面的部分工作,但许燕很快发现,这项工作很难做下去——原有的心理测评方法被一一“破解”。“你加什么项目,他们就会去研究什么项目。因为心理测试决定着官员们的前程,具有了利害因素。”

将心理健康指标纳入干部考核范畴,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挑选出不仅能力胜任、心理承受力也较强的官员,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导致官员出于仕途的考虑,更加掩饰自己的心理问题。

找不到合适的方法时,一些官员开始信佛,也有的求助于风水。

据黄华了解,官员排解压力,找算命先生是一种途径。“这个算命的不得了,比心理医生能谈,通晓政治规则,也是一道官场释解压力的良药。算命先生一掐一算,给个暂时挫折前途光明的心理安慰,也就自我在心理上解放了一些。这样的解压方法不好说出来,也是没办法的事儿。”黄华说道。许燕认为,“算命更多地运用了心理暗示的作用,信则灵,但是它不起决定性作用。”

针对大部分公务员处于亚健康状态,20121月,广东省人大代表陈宗文连同其他10名代表在省人大会议上建言,领导干部应带头休假,并积极鼓励和支持其他同志休假。


把压力还给社会

新媒体时代,官员在政府管制遍及社会每个角落的环境里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会引来网友一片骂声。公众对官员要求越来越高之余,官员在体制内也往往不得不面临着做“完人”的要求。一个基层官员曾告诉记者,现在很多部门的会议,都要求“一把手”参会。其实,每个领域都有分管领导。但如果“一把手”不去,就被视为不给面子,对方手里又往往掌握了资源的分配。总之,“谁都得罪不起”,都需要感情投资。

由内至外的高要求,使得官员生怕有丝毫的差错,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管得越多,失误几率也就越大。解压除了官员自身和具体组织自我拯救外,更多仰赖于政府从社会事务中脱身。

在社会管理中引入社会组织,虽暂未形成蔚为壮观的风气,但据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去年底的调研发现,很多基层政府已经在探索中。如鉴于全市1560名村(社区)专职干部对村社管理长年疲于奔命又效果甚微,浙江慈溪市决定启用民间互助组织——村级和谐促进会,如今遍及慈溪347个村(社区)。

2011年一年来,广东针对发生多起群体性事件,在该年7月,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专题审议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提出将下放管理权限,改“万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同时大力扶持培育社会组织,5年内达至“每万人5个社会组织”的规模。

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表示,政府下放社会建设权力,能下放的一律下放,不管具体社会管理事务,通过监督管理社会组织来实现;鼓励基层自治,让渡社会管理权力,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培养和培训社工、志愿者等,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提供空间。

而一旦社会组织成长起来,便能自我灵活主动地纾解社会矛盾,并促成社会与政府的理性沟通,减少压力无序地涌向政府。

(黄华、毛红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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